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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鞍山市党政部门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议

2015年5月19日  1383次

关于加强鞍山市党政部门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议

行政问责作为我国政治文明新的增长点,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。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几年来,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。全国愈来愈多的省市开始实行或准备实行行政问责制。这必将对加强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监督、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,建立廉洁、高效的政府发挥积极作用。

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改进机关作风、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,只要不流于形式并有足够的制度作为保证,无疑可以增强行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心,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。问题在于,目前的行政问责制,虽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,但缺陷也日益暴露。除了在问责的制度保证、实际操作、效果评价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外,在问责的对象确定、政务公开等方面也存在着缺陷。

行政问责,顾名思义,就是对行政首长的问责。那么对党的首长引发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呢?对党的首长是否也应该问责呢?在我国现行体制下,党委掌握着重大决策权和人事权,党的组织部门有人事考察权和调配权,各级行政部门的一把手也往往是党的二把手,受一把手领导,出了问题,只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,而不问责党的领导责任和用人失察责任,是治标不治本的表现,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。我们对此有如下建议。

一、加强问责制的文化建设

问责文化建设是完善问责制的思想基础。问责制的核心在于问责,而问责的落实则有赖于社会文化的氛围。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,他们之间的一切相互行为都不能独立于特定文化环境而存在。只有将问责文化内化于人们的潜意识中,才能使问责主体自觉地利用问责权力和机会,发挥问责的监督作用。所以,鞍山市市委和市政府要加强对公务员的问责教育,所有公务员都必须接受问责制的教育和训练,安排相关的宣传和实践,提高他们对问责制的认识。

二、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

从发生的问责事件和其他省市颁布的问责办法来看,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许多问责,都是在出了重大事故或事件引起高层关注后,才促成了相关责任人被问责,问责事由仅锁定在重大事件上,尚未真正引入决策失误、用人失察、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等领域。另外,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,在党政领导正副职、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,存在着不可预期性。这种不可预期性又与权责不清相连,因而很难令当事人口服心服。

三、构建党内问责机制

目前我国已进入体制转型和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,执政党制度建设应为国家制度建设的引擎。首先,党的执政地位和性质决定了问责应以党内问责为重点。中共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,要自觉接受监督,包括党内监督、行政监督、舆论监督、民主党派及各界群众的监督。从党内问责开始,推进党内民主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。其次,党的两个监督条例都明确规定了询问、质询、撤换、罢免等制度,这就为党内问责制度的建设构建奠定了基础。再次,只有实行党内问责制度,才能保证党的监督制度的真正落实,才能提高党内监督质量。从我国权力结构来看,各级领导班子中,党委书记是一把手,在各类问责事件中,党委或部门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应承担连带责任。在重大决策失误和用人失察等领域应承担直接责任。只有这样才能突出重点,真正达到监督的目的。

四、加强异体问责制建设

行政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。目前启动的行政问责主要是以同体问责为主。所谓同体问责就是党委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,或政府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。异体问责主要是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民主党派、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对党委和政府的问责。从行政问责的长远发展来看,问责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,促进责任政府的建立,必须实现从内部问责到外部监督的方向发展,实现监督主体的多元化。

完善问责程序,扩大公众参与范围

完善的程序是任何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,也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之一。问责程序包括议案的提出、问责对象的说明书、责任界定及问责结果等。完善的问责程序应当扩大公民参与,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监督党委政府的权利。因此,在程序启动方面,应明确不仅监督机构、司法部门、人大、政协等有权提出问责建议,而且允许公民个人或代表提出问责要求。规定有关部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受理。在问责对象说明书上,应规定向谁、在多大范围内、如何进行说明。对有重大影响的事件,应直接向公众说明、解释。在处理结果上,应将问责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,增加透明度,对责任人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,包括警告、记过、降级、引咎辞职、撤职、承担法律责任等。

六、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化

问责必须知情,没有党务政务公开制度,官员履行职责的情况都在暗箱之中,信息不透明,社会不知晓,问责也就无从谈起。因此,健全和完善市委和市政府行为的透明机制是问责的核心内容之一。如果公众不了解政府官员的行为,也就谈不上什么监督和问责。例如,市政府在重大人事变动时,应及时向社会公开其行政分工。因为在当今“问责风暴”日渐强劲的今天,向社会公开政府行政分工,是建设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必要环节,也是在更广泛、更多角度对“责”的明确化,有利于在更准确、更科学的意义上“问责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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